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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干部年关收礼现象透视

【2月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採访报导)在中国,不管「反腐倡廉、警钟长鸣」的口号喊得多麽响亮,也不管「红头文件」打了多少遍招呼,领导干部乘过年之机大肆收礼敛财的现象竟还是杜而不绝,而且愈演愈烈。

送礼者出手之大方、手段之巧妙、礼品之珍奇,都超乎常人的想像。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官员大肆收礼现象?以送礼爲名、行贿赂之实的陋习怎样才能克服?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英国「利物浦工商会」「英中贸易联络中心」主任吴克刚就这些问题作了一场讨论。

记者:国内有一句俗话,就是「廉不廉,看过年」。中国到了年关的时候,给领导干部送礼早就成为一种风气了。但是有一些领导干部有这幺一种观念,说是过年收礼即使是收大礼也不能说是受贿,不知两位有什幺看法,吴博士?

吴博士:送礼不管在什幺时候,只要是有不正常动机,一般有不正常动机的送礼的量都比较大,不管在什幺时候送,都是不合法,都是不合理,也都是属于违纪的範畴里边。

因为中国纠正腐败现象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没有把抵制送礼这个问题制度化,也就是说在政府部门实行送礼登记政策,透明、全部透明、公开化的这种收礼政策。

记者:吴博士讲的动机,无论是送礼还是收礼,这个动机是藏在心里头,你怎幺能判断他的动机呢?他说我没有什幺不好的动机啊,到时候你怎幺说呢?朱教授,您对过年给领导干部送礼,您怎幺看?

朱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的话,我们总是有这幺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刚刚吴博士点到了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动机的问题。那你也说了,这动机怎幺去判断他这个动机呢?我现在送礼给你的时候,我没有坏的动机,可是以后我找你帮忙的时候,是不是对你的心理和你的态度会有影响,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就美国的经验,美国是有点制度化,在美国所谓制度化就是给你一个数字,你不能超过这个数字。

记者:国内有人提出一条界线,就是送礼也好收礼也好,要看送的人和收的人之间存在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之间的关係。只要你是我的下属,或你是我的领导,这之间就要注意,过年不能送大礼,吴博士,您同意不同意这个提议?

吴博士:我想这个範围还是窄了一点,因为还不光是上下级的关係会引起矛盾上的冲突,供应商和非供应商之间的关係、平行部门之间互相利用的关係,有可能出现利益上冲突的这种现象,所以不能侷限于只要是同一个单位、有上下关係,才需要在送礼上有一套规章制度。

记者:朱教授提到政府官员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问题,我这边有个数据,德国是五十马克,美国是三百美元,两位觉得中国应当不应当定一个法定的额度,就是可以送,但不能超过多少钱,朱教授您请讲?

朱教授:数字这个东西,我是不太信任的。要做到这种情形,只有恢复到孔夫子的办法,就是你必须要自己约束,约束自己的仁义道德的标準。

记者:吴博士您能不能设想一下,就是说由中纪委下达这幺个文件「禁止给领导干部送价值超过多少钱的礼」,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吴博士:形成一个制度应该有它的可行性,只是执行上会很难。但是比没有制度我想要好一些,我觉得如果要形成制度化,可以实行一个收礼登记,那不管收到的礼是大是小,都公开登记。

所以如果出现有利益冲突的话,可以採取廻避的制度,就是说这公司去年给我送过礼,我登记上有,那今天我们决定给不给这个公司合同的时候,我就廻避,这不是很好吗?

记者:朱教授喜欢从传统的角度去看问题,送礼确实有一个文化传统影响的问题,中国传统上有所谓的「节寿礼」,过节的时候、过寿的时候,送钱送物这样的做法,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陋习。今后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完善,送礼有关的必要性就少一些了,朱教授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

朱教授:当然是有帮助的,有制度跟市场机制都能够让制度比较完善。

记者:吴博士您还有什幺意见呢?

吴博士:我很同意你刚刚提出的那两条,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老百姓生活在逐步的改善,实际上像以前那样送礼的已经没有物质上的需要了,你看西方现在圣誔节送礼无非是自己家庭里边或者是比较好的朋友之间送一送,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也很同意朱教授刚才讲的,就是假如社会的文明能够逐步恢复到人们能够比较自觉的约束自己,能够自律,到那一个时候,规章制度的需求就没有那幺迫切了。但我想那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吧!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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